温元凯: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

作者：马国川

发布日期：2008-01-28

马国川

　　温元凯，经济学家、金融投资专家。1946年出生，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，1973年调入中国科大任教。1977年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全国高考和出国留学制度，1980年留学法国，1982年回国，向中央上书，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。1984年，专著《中国的大趋势》问世，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，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、演说家，被港报称为“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”之一，1988年被评为“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”之一。先后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、安徽省教委副主任、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、全国人大代表，参与许多立法的提议，是中国第一部《破产法》的主要提议人。1992年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，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。后进入华尔街，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历使其从一个化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。1997年回国，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，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。现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大趋势》、《改革的曙光》、《闯荡华尔街》等。

“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”

经济观察报：去年是高考恢复三十周年，我们看到有许多媒体在采访你。

温元凯：1977年以前，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，是一个想当居里夫人式科学家的青年人，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、追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人。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我被贴了几千张大字报，被批判为 “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”、“走资派的走狗”。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。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我开始对其产生了质疑。文革结束后，1977年，我给当时主管科技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信，反映我在化学基础研究上受到的压制，得到方毅回信鼓励和支持。不久，邓小平复出，提出召开国务院科教座谈会，方毅推荐我参加了座谈会。

经济观察报：邓小平也参加了？

温元凯：对。我非常激动地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、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，邓小平当场采纳。在晚宴上，邓小平鼓励我说：“温元凯，你是我们这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，只有31岁，你到我这个年龄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我把这句话当作我一生的最大勉励。这次会议决定恢复高考、派学生出国，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。1980年我被派到巴黎大学深造，是建国后派往法国的第一批留学生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成为那次会议决策的直接受益人。当时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还不多，这次出国对你一定很有震动吧？

温元凯：在去法国以前，我们集训接受教育。当时教育我们说，你们不要一出国就只看到鲜花盛开绿草成荫，其实那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，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天堂。到了法国，发现果然鲜花盛开，到处都是高速公路，比当时的中国不知道发达多少倍。我们最早是住在大使馆的一个招待所，休息日去逛了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，发现人家的商品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，而且法国的老百姓都有很强的购买力，开着车一买就是一堆东西。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“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”，我当时想，欧洲难道就是共产主义了吗？

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留学生是南朝鲜（韩国）学生。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职员家庭，父母亲攒了一点钱送他到法国留学。在认识他以前，我对南朝鲜的印象就是样板戏《奇袭白虎团》，以为南朝鲜人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通过他我才知道，在南朝鲜，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元人民币，只要工作几个月就可以买车。

经济观察报：睁开眼看到了真实的世界。

温元凯：是啊，我终于知道我们是多么落后、封闭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！到法国后不久，我们看到城区有几座漂亮的高楼，就问法国朋友那里住什么人。我们出国前，北京木樨地有几栋高楼叫部长楼。法国朋友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接收的东南亚难民住的。我被震动了，难民住那么好的楼，你们有钱人住什么楼？他说有钱人都住在郊区，都有自己的别墅。后来我了解到，任何华侨到西方去，只要好好工作三五年，都有条件自己买一栋房子。

从那开始，我对那种极左的、贫困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我在巴黎的两年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，既有自然科学的，也有社会科学的，希望从中找到答案。在法国期间，我还被邀请到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等九个国家去讲学，更多地了解了世界。

经济观察报：当时主要是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吧。

温元凯：由于到过西方九个国家，我就有比一般科学家广得多的阅历。我的一个想法是，我们中国人不笨也不懒，为什么中国还这么落后？关键是体制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够改革这个体制，中国人同样可以激发出聪明才智。我婉拒了一些国家让我留下来的邀请，决心回国推动改革。于是我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。

经济观察报：当时国内的思想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？

温元凯：从1980年到1982年，改革思潮已经风生水起，邓小平提出的“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”，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和最高领导层的共识。当时有一批青年学者出版了《走向未来》丛书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。社会逐渐开放，人们慢慢知道了洛克菲勒，知道了李嘉诚。农村实行大包干后，农民开始办工厂，出现了第一批乡镇企业、第一批个体户。

经济观察报：变革的思想在慢慢发酵。

温元凯：对。我回到科技大学不久，就给万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，倡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实施教学改革，提出八条改革建议。第一条就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，创造财富，让社会受益。其他还有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、培养学生注重素质教育、允许科技人员流动等。我还自荐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的主任兼支部书记。没想到我这封信很快得到了万里热情洋溢的批复。

万里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政治家，他要求安徽省委支持我。所以我很快就走马上任，上任不久就炒了三个人的鱿鱼，其中有一个是造反派，还有两个是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。我从国外回来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大学教师有1/3以上是不合格的。我的举措自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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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经济观察报：在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上，有过尝试吗？

温元凯：我们通过为工厂解决技术问题收取服务费。我们很快就为合肥电镀厂解决了技术难关，拿到第一笔收入，大概有几千块钱，当时也算不少了。我们的老师开始有奖金了，比别人拿得多了，待遇得到改善，反过来促进了科研和教学。我当时还推广了一个新产品“赖氨酸面包”，儿童多吃赖氨酸有利于骨骼的发育，有利于长高，很多个体老板借了我的配方做赖氨酸面包，赚了很多钱。因为改革成果明显，我开始被各个大学请去做报告。

“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”

经济观察报：从此你的身份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作者，而更是一个呼吁改革的社会活动家了。

温元凯：可以这样说。其实在出国前，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给他们讲课，讲新技术革命。我讲的是材料科学，万里带着一二三把手坐在第一排听课，后面是两三百名厅级以上的干部。那一次演讲很成功。省委一把手请我讲了课，各市也都请我讲，所以出国前我已经给各地的政府、大企业干部做了大概二三十次演讲。

经济观察报：这为以后做了铺垫。

温元凯：我回国后的第一场报告，是一家报纸请我去上海演讲，当时在社科院礼堂，听众都是党政干部、知识分子。题目是“欧美九国归来谈中国的改革开放”，报告很受欢迎，影响很大。此后，我应邀在全国两百多所大学、几百个城市做有关改革开放的讲演，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我的想象。尤其到了一些西部城市，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渴望了解外国的知识、强烈要求推动社会变革，我虽然非常劳累，但是非常欣慰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成了改革思想的传教士。

温元凯：有点像传教士。我当时真的有一种传教士的热情，甚至有一些狂热。我一年大概要讲几十场。有一个小插曲，大概是1985、1986年，北京大学女生评选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——当然是小范围的——第一名是当时的女排教练袁伟民，他率领中国女排三连冠，第二名就是我，第三名是著名的电影明星杨在葆。

经济观察报：正因为影响巨大，1988年你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。

温元凯：是《上海青年报》组织的，总共有十八九个候选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全国各地投票，是老百姓评的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演讲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？

温元凯：我当时讲演的主要题目，是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中国改革的必要性，大意是世界正在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汹涌浪潮，人类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、信息社会转变，我们不能闭关自守，而是要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，进取直追，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。

经济观察报：1983年有一本名为《第三次浪潮》的书风行中国，几乎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。在此之前你看过吗？

温元凯：看过，这本书受到思想解放的高层领导人的赞赏。不过我们反应比较快，很快我就讲了这个题目。

经济观察报：在此之前你一直从事科技研究，对科技的进步可能更敏感一些。

温元凯：我们叫信息革命，而且这种信息的传播正在变成财富，正在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。

经济观察报：这个道理多数中国人到1990年代才明白。不过，我觉得你的报告更多的是从科学角度上去讲中国的变革迫切性，而你的局限性可能也在这里。

温元凯：是有些局限性。我基本上是集中在技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，没有谈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，我回避了这个问题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是有意识回避，还是当时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特别清晰？

温元凯：两者兼有。当时我的报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同，连保守的老干部也大部分比较认同。因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讲了很多国外的先进技术，是很令人兴奋的。当然也有个别极端保守的老干部反对我。曾经有一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指责我，说科技大学有一个温元凯是副教授，整天在外面不务正业，到一个县里做报告还要向人家要两千块钱。他纯粹是捏造。但是他很有影响，他的指责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。后来我请律师告他诽谤、败坏我的名声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对这种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进行反击。还有一个美籍华人，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，也是早年“保钓运动”的成员，他指责温元凯号召科技人员开发经济是离经叛道。

经济观察报：改革者总要有对立面。当时，还有几个人也在到处做演讲。

温元凯：四大名嘴——刘吉、李燕杰、曲啸和我。

经济观察报：另外三个实际上是道德的说教者。

温元凯：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化，讲得比较生动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但是到了1988年，曲啸在深圳蛇口遭遇了他的 “滑铁卢”，一些活跃的青年不满于道德说教，对他提出了质疑。你似乎是个例外。在到处做演讲的同时，你还出版了几本书，包括《国民性改造》。我觉得很奇怪，1980年代中期你怎么会来谈论这个话题？

温元凯：我发现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来自那些保守的人，也来自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，来自于小农经济意识。改革要打破平均主义，要拉大收入差距，这样才有效率。这就遭到了延续千年的小农意识的打击。1987年我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《文明塔尖上的残疾人》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“自命清高”心态做了尖刻的抨击。之后我写了包括《国民性改造》在内的两本书，提出了改革的各个层面——经济层面、政治层面、文明层面、意识形态层面、国民性的层面，等等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还是全国人大代表，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。

温元凯：从1983年开始，当了5年。我被提名为安徽省五河县的全国人大代表，但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五河县，不认识任何五河县人。不过我在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非常活跃，每次开会我都是安徽代表团接受记者采访最多的人，甚至超过团长，所以很多人就很不满意。当时曹思源起草了《破产法》，他找到了我，我征集了32个人大代表的签名。

经济观察报：据说你还对高层人事安排投了反对票。

温元凯：当时我不赞成教育部部长人选，我为此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写了封信，而且要求在全体会议上发言。但是他建议不要在大会上发言，而在小组会议上发言、发简报。我只是在小组会议上发了言。

经济观察报：发言的效果怎么样？

温元凯：很一般。虽然我的发言上了简报，但是小组会上的简报只有团长才能看，这就大大缩小了发言的影响范围。但是最后我在主席团投票的时候还是举手反对——当时还是举手制。

“我是思想启蒙者之一”

经济观察报：1980年代中期，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人物，如步鑫生、马胜利、禹作敏等，改革力量如日中天，也出现了所谓的“全国改革者大会”。

温元凯：我们也意识到应该联成一体来推动社会进步，而不是继续孤军奋战。一些智者也建议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，于是我们就在合肥市召开了“改革者大会”，这个会的正式名称叫 “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”。

经济观察报：一般人都称之为“全国改革者大会”。

温元凯：这是因为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是在改革领域里面最有影响的人，包括凤阳县的县委书记，包括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，包括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。这个会有几百人参加，其中不少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，有的是自费买票来听会的。

经济观察报：是谁具体组织的？

温元凯：民间发起的，因为在安徽开嘛，我们是东道主。安徽省委还派了几个人来听会，好像也请了一个领导来象征性地鼓励一下，但实际上这是个民间的会。

经济观察报：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

温元凯：步鑫生介绍了工厂的改革，我介绍了大学的改革。这个会是空前绝后的，全国有志于改革的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，本来能够形成一个联盟。但很可惜，我们没有组织上的动作，因为这是比较忌讳的，如果当时能够搞一个股份公司就好了。如果今天来组织的话那不得了，可以培养一些上市公司，甚至可以拿授权来赞助更多的事。

经济观察报：会下你们议论什么？

温元凯：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。

经济观察报：好像也有人指责你们，说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，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，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？

温元凯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所有的事都有人在旁边指手划脚、说三道四，这是自始至终的。

经济观察报：我在一家书店发现了一本1984年出版的《改革者谈改革》，里面有你，还有禹作敏、步鑫生，可现在都已经风流云散，对这个现象，你怎么看？

温元凯：我是幸运的，像步鑫生、马胜利、禹作敏他们的结局就令人扼腕叹息了，当然他们的失败都有个人的原因。而我是个学者，我至少还可以研究科学。上世纪90年代我被加州理工学院请到了美国，然后又去了华尔街，90年代后期我又回到国内，比较好地完成了转型。当然，我现在谈不上改革者了，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可用武之地，最多写一点书、做点演讲。

我认为改革者纷纷落马的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将中庸之道作为最高哲学的国家，凡是要打破现状的人，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和坎坷，甚至会倒霉。有非常多的智者也在警告我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。我很清楚这一点。毛泽东曾经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讲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从来是“皎皎者易污，挠挠者易折”，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真理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现在也很好啊，同样在影响许多人。

温元凯：现在我心态就比较平和，我不会再有当年锋芒毕露的锐气，我这个年龄没有必要过于锋利。

经济观察报：经历过这么多的风波，自己更理性了。

温元凯：但是我也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。你要知道，历史恰恰是由那些锋芒毕露的人担当了最重要的推动力。所以，我认为应该包容、保护这些“锋芒”，不要对他们过于苛求。当然他们如果失败了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
经济观察报：1988年香港媒体还把你评为 “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”之一，在当代中国，由科学家成为思想家是很少见的事。

温元凯：我谈不上思想家，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者之一。其实至少有几十个、几百个启蒙者，大家都在做不同的工作，我可能影响大一点，比较受年轻人欢迎。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变成启蒙者呢？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然。当然，科学同道可能对我不以为然，甚至我的恩师有的时候也对我颇为不满，都说温元凯可惜了，不务正业了。这是因为他们都曾经非常欣赏我，因为我30多岁就被提为教授。我听到这种话，是有很大思想压力和包袱的，我毕竟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人，却被人家老科学家认为不务正业，离经叛道，还是很痛苦的。但是我相信我最终的人生选择，历史将证明这样是更加有价值的。

经济观察报：如果说，8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的话，那更需要一个启蒙者。“使命感”是一个80年代流行的词语，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，使用者甚至要遭到嘲弄。

温元凯：使命感就是为中国改革呼吁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的兴亡有发言权。

“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、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”

经济观察报：80年代，你还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书——《中国大趋势》。

温元凯：《中国大趋势》是1984年写的，还被评为全国最畅销书第二位。到现在为止，至少有几百个中年人对我讲过，这本《中国大趋势》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。其实《中国大趋势》是我在全国各地讲话的一个汇编本，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把我的讲稿进行了整理。

经济观察报：《中国大趋势》的题目似乎是从《第三大浪潮》来的。

温元凯：当时美国学者约翰·奈斯比特撰写了一本书叫《大趋势》，所以我就写了《中国大趋势》。

经济观察报：这本书的问世可谓顺势应时。

温元凯：应该说属于中国非常需要的书，当年不是我这一本，还包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，包括当时翻译的一系列的西方著作。这就像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有文艺复兴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起了启蒙的作用。

经济观察报：《中国大趋势》对中国的未来曾经作过预言，你认为你的预言有哪些变成了现实？

温元凯：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，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。现在，我依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，是中国的必由之路，过去是，将来也是。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、曲折，甚至有部分时间的倒退——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私营经济持怀疑态度，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——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的进程。我最看重这一点。今天，中国真的变了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、包容的、与世界接轨的社会，而不是过去贫困、愚昧、夜郎自大的社会。这是几代领导人秉承改革开放原则所取得的成就。

经济观察报：8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。

温元凯：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思想启蒙期，没有80年代哪有今天？80年代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，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——当然比较集中在思想领域、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——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著作，有力地推动了思想的解放，进而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。而90年代以来，是经济上的收获时期，正是先有思想启蒙、思想解放，才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。

经济观察报：有些人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评价很低，认为他们已经被名利所征服了。

温元凯：这个倾向当然有，因为现在是财富社会嘛，很多知识分子都去赚钱了，他们追求真理的劲头没有当年那么旺，因为当年也没什么钱可赚。财富会使人消沉，金钱会腐蚀人，它不但腐蚀官员，也腐蚀知识分子，腐败现象也蔓延到教育科技领域里面。但是我认为，从90年代到今天，仍然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先进思想的传播，翻译各种著作，提出各种主张。某种意义上我认为，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是80年代思想启蒙的传承者。另一方面，我认为80年代是一个需要英雄、也创造了英雄的时代，步鑫生、马胜利都是当年的改革英雄，禹作敏也是，他后来触犯法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今天中国也有大批英雄，富豪榜上的人就是英雄，财富的英雄。他们即使失败了也是英雄，中国需要更多的财富英雄。

经济观察报：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同“财富英雄”的说法，认为这些人是靠剥削或者依靠权力暴敛财富。

温元凯：不能否认有些人确实是依靠不正当手段致富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合法收入。在看待收入问题上，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，不能再以改革前的老眼光看待收入问题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，今天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。

温元凯：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它是一个双重的、体制的转换——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转换，从国有独资的所有制朝着产权多样化的所有制转换——必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，一定会引发种种相关的问题。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失误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也要冷静地思考。最典型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。今天的基尼系数高达0.46，贫富差距过大，少数富起来的人非常张狂，引发了社会的反感。那么，我们究竟是杀富济贫还是共同创富？毫无疑问，应该是后者。下一个30年，把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问题解决好，已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任。前面30年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打开了中国创富的闸门。今后30年，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。

经济观察报：有人称你是预言家，你是否可以预言一下，未来10年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显著变化？

温元凯：预言家不敢当。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中国将进一步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。当然，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调节我们的失衡问题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，创造一个更加民主、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，公民权利将得到完善与保障。可以预期的是，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、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，一切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的东西，都应是改革的对象。当然在做法上要慎重，要打造一条通向未来的、安全稳定的通道。我反对任何冒进式的改革，但我更反对以国情为借口阻碍改革。